大爱──纪念张宗植先生

（2007年3月）

2006年12月，又到了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颁奖的时候。此刻，我们更加怀念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的捐赠人张宗植先生。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眼前，令人永远难忘！

我最早知道张宗植先生是在1987年。当时我在学校主管学生工作，听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蒋南翔老校长说起，他“一二·九”时期的老同学、小同乡张宗植是旅日华侨，在日本做企业，改革开放后取得联系，要捐款30万美元设立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，奖励优秀的学生和教师。这是当时学校得到的最大一笔奖学金基金，对促进青年学生的学习和青年教师的工作，将是重要的帮助和支持。我们都感到非常振奋，对奖学金名称、获奖条件、评审办法、奖金金额、监管人等都做了详细的研究，并征得张先生的同意，制定了相关规定。1988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颁奖会，张宗植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应邀参加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张先生个子不高，精干儒雅，文质彬彬，为人谦和，完全不像大家想像中叱咤商海几十年的企业家。在颁奖会上，他讲话简短深刻，鼓励同学们为中国振兴努力学习。他讲话虽然细声慢语，但内心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热情。我们感谢他对学校的支持和对学生的关怀，他却感谢学校给了他一次为青年做点事的机会。

张先生非常重视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的工作，把他作为一项事业来做。上世纪90年代中，当他了解到由于物价上涨，银行利率不断降低，奖学金金额偏低，获奖学生人数也不得不减少等情况后，又千方百计想办法，筹集资金，两次增加奖学金基金，使基金额达到60万美元。2000年以后，他知道人民币对美元面临升值压力，又写信来建议把美金换成人民币，以减少损失。2004年春天，张先生希望把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基金增加到100万美元，这样就需要再筹集40万美元，但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所有存款全部捐出来，也只有25万美元。他的行动使他的秘书小出栗女士非常感动，小出栗女士是日本人，和张先生共事几十年，她非常钦佩张先生的为人，也为张先生对母校、对青年的深厚感情所感动，于是把自己存在新加坡的15万美元捐献出来，这样就凑够了40万美元，使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的基金总额达到了100万美元。2004年5月，我访问日本时去看望张先生，他身体还好，每天还乘地铁上班。我代表学校送他一幅芦荡白鹤的水粉画，庆贺他90岁生日，祝他健康长寿。那时他眼睛黄斑病变，已看不太清楚，但拿着画非常高兴。他当时还说起，准备努力把奖学金基金增加到129万美元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当年11月6日他突然去世。他留下了遗憾，只有通过我们今后努力增值基金，逐步使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基金达到129万美元了。

张宗植先生并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，他是靠劳动所得的高级经理人员，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。90年代初，我访问日本时，曾到他“洗足池”畔的家中，他家周围的环境很好，但正如他的《海天一色》文集中《洗足池波影》一文中所描述的，房子是二战日本战败后，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的，至今已五十多年，已有些旧了，一点都不豪华，陈设简朴、雅致。他有一辆汽车，但基本不用，他说，怕上班堵车，另外养车花销也大，想把它卖了。家里所有家务，包括收拾院子，都是夫人自己料理。他当时拿出30万美元的个人积蓄在清华大学设立奖学金，还曾拿出20万美元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奖学金，后来又三次为清华追加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基金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不是一般的慈善行为，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找到答案。

贺美英老师与张宗植夫妇合影

张宗植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来到北京，由表兄何凤元带他到清华大学旁听借读（他1932年考清华大学，由于体检有肋膜炎，未被录取），和何凤元、蒋南翔同是江苏宜兴人，友谊很深。他喜爱文学，当时选修的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的，他晚年出版的《樱花岛国余话》《比邻天涯》《海天一色》等几部书，文字优美，文风清新，受到他“一二·九”时期的朋友端木蕻良、韦君宜、王作民等我国文学界有很大影响的作家，以及未曾见过面的著名作家、诗人徐迟的赞扬和推荐，可见他的文学功底和水平。在那个山河破碎、国家危亡的年代，他受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、先后担任过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何凤元、蒋南翔等人的影响，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“读书会”和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，还参加了共青团，在学校参加进步刊物的编辑，与“一二·九”时期的许多热血青年为追求真理结下了深厚友谊，也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——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、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。由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，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，被押解到南京。后经家人多方营救，得以出狱，被家里送到日本念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回到国内，先在民生公司工作，后到广大华行工作，这两家都是爱国进步的公司，为抗日筹集资金和物资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被派往日本工作。1949年初，广大华行解散，与香港华润公司合并。他因已在日本成家，留在了日本。但他一直身在海外，心向祖国，关心着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。改革开放后，他有机会回到中国，每次都看到国家的新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他说，从外面看中国的发展，更体会国家强盛的意义，更宏观地看到国家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。他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，并总觉得自己为祖国做得太少。

自上世纪30年代被捕后，他就与“一二·九”时期的大多数青年伙伴失去了联系，直到80年代才陆续联系上，他形容那时是“欣喜若狂”，唤起了他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纯真热情，仿佛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年代。他说，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华“一二·九”学运中的同志们，提到他们的名字，“就活现在记忆中，有说不尽的亲密感，觉得心志相通，无话不可谈”。因此，他每次回国，从不安排参观名胜古迹、旅游景点，主要就是看望当年的“小朋友”。他多次看望蒋南翔、高承志、旷壁城、韦君宜、端木蕻良、王作民等，何凤元在“文革”中过世了，他多次看望何凤元夫人张莹华女士。蒋南翔、韦君宜等同志过世后，他都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，对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独立、解放和振兴所作的贡献，对他们在教育、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，感到钦佩和高兴。他觉得，他们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，他们是他理想的化身。他热爱这些同学，不只是“旧友相逢”，更是“理想与共”。他想念老友，热爱清华，这是他们学习知识的殿堂，是青春年少、确立理想的地方。他为学校每一点进步感到高兴，总想为学校做点什么。

设立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是“为学校做点工作，给同学们一点小小帮助”的事情，是他对青年学生献出的一份爱心。他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，他虽已年过七旬，但多次来参加颁奖会，并精心准备讲话稿，给同学讲话。对获奖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情况，他也认真了解，为师生们取得的好成绩感到欣慰。他说，当年他们读书时，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。现在，同学们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，一定要努力学习、好好做人，把“一二·九”时代青年们的理想继承下去，为国家、民族的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。后来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不能出席颁奖会，就写信来鼓励同学们。再后来由于眼睛不好，不能写信，就打电话来。他不仅关心在校的同学，东京清华校友会成立时，他也亲自去参加，被选为名誉会长。每次校友会活动，他想到参加的绝大多数是在东京读书的留学生，因此总是为活动捐款。当知道有一些同学曾是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获得者时，非常高兴。他愿意和青年人在一起，希望清华的年轻一代、中国的年轻一代能把他们当年实现民族复兴、富国强民的理想继续下去，把他们还没有做到的事情继续做下去。这是他的厚望。

他爱学校，在这里开始了人生起步，形成了人生理想；他爱他的同学们，和他们一起追求真理、探讨人生、共同奋斗，在共同理想下建立了纯真的友情；他爱现在的青年学生，这是他的希望，希望他们能继续他的理想。他曾说：“自己离祖国太久了，对故国和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没有做够。”由此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他晚年要把建立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作为一件大事来做，尽其所有捐赠基金，直到过世的前几天，还在关心奖学金。我们也更明白他为什么要把奖学金命名为“一二·九”奖学金。这一切都体现着他的大爱啊！这也是他想为国家为民族作的最后的贡献，尽的最后的责任。

先生仙逝两年多了，但他的崇高品德将永存我们心中。

注：本文是贺美英同志为《张宗植纪念文集》（张宏、郭胜利主编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印，2007）所作。